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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及驱动因素

    信息发布者:东市社区
    2017-09-09 20:46:47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转载

    赵丹丹等: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及驱动因素

    [ 作者:赵丹丹 胡碧霞 魏晓 段建南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点击数: 62  更新时间:2017-09-08  录入:吴玲香 ]分享到:微信QQ空间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人人网

    【摘要】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和最小二乘法, 运用2012年湖南省14市 (自治州) 农村环境保护统计数据, 分析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从效率来看,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综合指数排名中, 长沙市第一, 为0.755, 排名最后的是娄底市, 为0.335;从空间格局来看,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综合指数空间格局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走势;从影响因素来看, 显著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的因素为经济发展指数、社会生活指数、环保事业指数。

    【关键词】农村环境保护; 综合指数; 效率; 空间格局; 驱动因素;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171176)

    农村环境是社会走可持续性发展道路的基本物质基础, 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生态屏障, 而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也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必经之路。目前, 湖南省由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 导致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尤其是农村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据统计, 湖南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约1.12×10m, 农用化肥使用折纯量约249.10万t, 农用地膜使用量约为7.95万t, 农用地膜覆盖面积为70.11万hm, 农药使用量为12.30万t, 农药、化肥和农用地膜的滥用, 造成了农村水体和土壤的严重恶化, 对湖南省农村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迫在眉睫[1]。仅仅依靠政府环境管理模式既不经济也不现实, 保护环境需要依靠社会每个群众, 需要建立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 提高社区机制效率, 这是湖南省乃至整个国家环境保护实施长治久安的优化策略。

    目前, 学者主要从研究方法、农村环境机制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农村环境保护社区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 一些学者分别运用层次分析法[2]、灰色关联度法[3]、网络分析法[4]等构建农村环境机制体系;在农村环境机制研究方面, 主要有制度因素[5]、改善环境质量[6]、金融投资[7-9]、农村社区治理[10-12]、社区机制质量[13]、城乡可持续发展机制[14]等;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 主要有相互合作的治理垃圾模式[15-16]、农村环境保护的创新思路[17-19]、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20-21]、畜禽养殖污染[22]等。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采用不同方法和视角对农村环境进行探讨, 为本文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现有研究也存在有待进一步深入的地方, 如鲜有针对农村环境社区机制及驱动因素分析等。基于此, 本文以湖南省14市 (自治州) 为研究对象, 探讨2012年湖南省14个市 (自治州) 农村环境社区机制效率, 并运用最小二乘法模型对社区机制效率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得出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社区机制效率的相关因素, 为提高社区机制效率以及农村环境保护提供政策性建议。

    1 指标选取、研究方法、数据来源

    1.1 指标选取

    本文构建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涉及一级、二级、三级等要素指标, 主要包括人口因素指数、经济发展指数、社会生活指数、环保事业发展指数、农业发展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等6个方面, 具体见表1。

    1.2 研究方法

    1.2.1 均方差权值法

    本研究所采取的均方差权值法是一种既减少和消除研究中多种因素的客观限制又解决了主观赋值法无法避免的随机性和主观臆断等问题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为消除量纲影响, 优化指标的可比性,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这里选取极差标准化方法, 若为正向指标, 则按照式 (1) 进行标准化;若为负向指标, 则按照式 (2) 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将标准化结果作为湖南省14个市 (自治州) 各指标样本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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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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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xij为样本i、指标Gj的原始数值;maxxj和minxj分别为Gj的最大值和最小值;Yij为样本i、指标Gj的极差标准化值, 也就是属性值。

    第二步, 计算Yj的均方差σ (G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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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 计算Yj对于各系统的权重系数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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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m为人口因素、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农业发展、环保事业、环境污染等六个子系统各自所包含的指标数。

    第四步, 利用Arc GIS10.0平台进行标准化后数据的字段计算, 将计算结果转换为栅格数据, 再通过栅格加权叠加, 求得各地级市综合评价的空间格局。

    1.2.2 最小二乘法

    在估计方法上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 OLS方法是应用最多的参数估计方法。在对式 (5) 的估计中, 首先将可能引起被解释变量变化的所有控制变量引入;其次使用向后逐步回归方法, 剔除不显著、无效等控制变量;最终得到有效的参数估计。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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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Yi代表综合指数;β0代表常数项;Xi代表各种驱动指数;βi代表偏回归系数;μi代表随机误差项;i=1, 2, 3, ⋯, n表示湖南省各市序号;j=1, 2, 3, ⋯, 示解释变量序号。

    1.3 数据来源

    本文以湖南省14个市 (自治州) 为研究对象,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南省统计年鉴 (2013年) 》《湖南省2012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湖南省各市统计年鉴、环境年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等多种统计数据, 部分数据基于年鉴数据计算获得, 空间数据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中心提供的1∶150万矢量数据。

    2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分析

    本文选取人口因素、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环保事业、农业发展和环境污染6项二级指标, 以及相应的27项三级指标, 在其基础上利用均方差权值法建立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并利用Arc GIS10.0软件绘制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空间格局图 (图1) 。

    2.1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

    整体来看, 长沙市综合指数排名第一, 为0.755, 其次是常德市, 为0.454;综合指数排名最后两位的是邵阳市和娄底市, 分别为0.343、0.335。

    从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来看, 湘西州人口因素指数排名第一, 为0.08, 其次是株洲市和怀化市, 为0.078;人口因素指数排名最后两位的是株洲市和湘潭市, 分别为0.061、0.058。长沙市经济发展指数排名第一, 为0.239, 其次是湘潭市, 为0.126;经济发展指数排名最后两位的是邵阳市和湘西州, 分别为0.017、0.007。长沙市社会生活指数排名第一, 为0.137, 其次是湘潭市, 为0.119;社会生活指数排名最后两位的是益阳市和邵阳市, 为0.039、0.028。长沙市环保事业指数排名第一, 为0.108, 其次是郴州市, 为0.040;环保事业指数排名最后两位的是永州市、张家界市, 分别为0.002、0.000。长沙市农业发展指数排名第一, 为0.086, 其次是株洲市, 为0.078;农业发展指数排名最后的是张家界市和永州市, 分别为0.034、0.031。张家界环境污染指数排名第一, 为0.151, 其次是邵阳市, 为0.149;环境污染指数排名最后两位的是娄底市和湘潭市, 分别为0.076、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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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指数的空间分布

    总的来说, 从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6个机制指数以及综合指数的排名可知, 综合指数与经济发展指数、社会生活指数、农业发展指数、环保指数等4个机制指标均基本成正相关关系, 而与人口因素指数、环境污染指数等2个指数均基本成负相关关系 (表2) 。

    2.2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空间格局

    如图1所示, 按照自然间断法将湖南省农村环境社区机制效率指数分为五个等级, 其中人口指数从人口密度最高地区到最低地区分为一级到五级。一级包括湘潭、株洲等2个市;二级包括岳阳、长沙、娄底、衡阳等4个市;三级包括常德、益阳、邵阳、郴州等4个市;四级包括张家界、永州等2个市;五级包括湘西、怀化等2个市 (自治州) 。从空间格局来看, 湖南省人口密度呈现出从西到东逐渐增大的走势, 南北对称, 中部凹槽的分布格局。

    社会生活综合指数从一级到五级指示发展程度由高到底。一级包括长沙、湘潭等2个市;二级包括湘西、常德、衡阳等3个市 (自治州) ;三级包括娄底、株洲、郴州、永州和张家界等5个市;四级主要包括怀化、岳阳等2个市;五级包括邵阳和益阳等2个市。从空间格局来看, 社会生活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为湖南省的中部地区, 主要为长沙市和湘潭市, 而在湖南省的南部地区呈现出“半环状”的空间分布状态, 外围的株洲市、郴州市和永州市, 其社会生活发展指数要低于内部的衡阳等市。邵阳市、益阳市以及娄底市等由于发展水平较低, 形成社会生活综合指数的“低谷”, 在“谷”的北部地区, 湘西和常德等市 (自治州) 发展较好。

    环保事业发展水平指数, 发展最好的一级包括长沙、郴州等2个市;二级包括衡阳、岳阳等2个市;三级包括邵阳、湘潭、株洲等3个市;四级包括常德、益阳、娄底、怀化等4个市;最差的五级包括张家界、湘西和永州等3个市 (自治州) 。从空间格局来看, 环境保护事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东部地区, 而西部地区整体环保产业发展不如东部地区, 其中湘西地区北部呈现出明显的“凹槽”。从长沙到湖南省西北部, 环保产业发展呈现出由好到差, 由高到低的趋势。而湖南省东部地区则呈现出“波浪状”高低相间分布, 环保事业整体发展水平并不均衡。

    农业发展综合指数, 一级包括长沙、湘潭和株洲等3个市;二级包括怀化、衡阳、常德等3个市;三级包括湘西、邵阳、娄底、岳阳等4个市 (自治州) ;四级包括益阳、郴州等2个市;五级包括张家界、永州等2个市。从空间格局来看, 湖南省农业发展格局呈现出“大分散, 小集聚”的分布格局。长株潭城市群整体发展较好, 而湖南省南部地区的永州市和郴州市发展较差, 常德市、怀化市发展较好, 湖南省西北部的湘西州和张家界市相对于湖南省南部的娄底市、邵阳市总体发展较差, 其他地区发展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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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与排序

    经济发展综合指数, 发展最好的一级包括长沙、湘潭等2个市;二级包括常德、岳阳、株洲、郴州等4个市;三级包括益阳、娄底、衡阳、永州等4个市;四级包括张家界、怀化、邵阳等3个市;经济发展最差的五级包括湘西州。从空间格局来看, 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是东部要好于西部、南部要好于北部, 从湖南省东部的长沙市到湘西州经济发展呈层次性下降。

    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 环境污染程度最严重的一级包括湘潭市;二级包括郴州、衡阳、株洲、娄底等4个市;三级包括岳阳、长沙、益阳等3个市;四级包括常德、湘西、怀化等3个市 (自治州) ;五级包括张家界、邵阳、永州等3个市。从空间格局来看, 湖南省环境污染指数东部地区污染最严重, 并且有向周围扩散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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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综合指数空间格局

    如图2所示, 利用自然间断法将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综合指数分为五个级别, 处于 (0.4493, 0.7560) 区间的有常德、长沙等2个市;处于 (0.4237, 0.4493) 区间的有益阳、岳阳、株洲等3个市;处于 (0.3794, 0.4237) 区间的有湘潭、永州、郴州等3个市;处于 (0.3394, 0.3794) 区间的有张家界、湘西、怀化、益阳、邵阳等5个市 (自治州) ;处于 (0.3352, 0.3394) 区间的只有娄底市。从空间格局来看,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综合指数空间格局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走势, 综合指数从东部的长沙市向西部的湘西州和张家界市呈递减趋势。湖南省西部地区 (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邵阳市、益阳市等) 整体农村环境发展水平较低, 而整个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

    3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取

    以上分析了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机制效率, 初步得出综合指数与经济发展指数、社会生活指数、农业发展指数、环保指数、人口因素指数、环境污染指数等6个指数的正负相关关系,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摸清驱动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对提高湖南省各市 (自治州) 的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初步选取经济发展指数、社会生活指数、农业发展指数、环保指数、人口因素指数、环境污染指数等6个变量作为影响湖南省农村社区机制效率的驱动因素。

    经济发展指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社区环境保护机构的建设, 社区环境保护机构越完善。从家庭培养方面来看,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农民受教育水平程度就越高, 故其家庭教育中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教育也就越多。说明经济发展指标越高, 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水平越突出。

    社会生活指数:社会生活水平越高, 农民的生活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农村社区服务机构更加健全, 农民的收入更有保障, 对于生活质量水平的要求也就会提高, 进而将加大对社区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说明社会生活指数越高, 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水平也就越高。

    农业发展指数:农业发展水平越高, 说明该地区的绿化水平相对较高, 对环境的进化有促进作用;若为提高农业的产量而过度使用无机化肥, 将造成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 起到破坏环境的作用。因此农业发展指数对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水平的影响待定。

    环保事业指数:环境保护一般是为了解决眼前的或潜在的环境问题, 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使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说明环保事业指数越高, 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水平也就越高。

    人口因素指数:人口密度越大, 将会增加该地区环境负荷量, 但适当地增加人口因素, 对农村环境保护社区建设有促进作用, 为社区环保提供充足的服务。因此人口因素指数对农村环境社区水平的影响待定。

    环境污染指数:环境污染指数反映了环境的质量, 环境污染指数越大, 表明环境污染越严重。这说明环境污染指数越高, 农村环保社区污染越严重, 需要建立社区环保体系, 完善环保体系结构。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8.0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对湖南省农村环境社区机制变量逐一进行回归, 摸清各机制变量与综合指数的正负相关性;其次进行多变回归;最后根据回归结果以及科学性, 剔除人口因素指数、环境污染指数, 得出结果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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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驱动机制回归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 修正R为0.8774, F统计量为24.25, 说明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好。其中经济发展指数、社会生活指数、环保事业指数等3个变量显著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社区综合指数。具体分析如下:

    经济发展指数的系数为0.4340, 说明经济发展指数对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起到正向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经济发展指数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将提高0.4340个百分点, 且经济发展指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

    社会生活指数的系数为0.8220, 说明社会生活指数对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起到正向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社会生活指数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将提高0.8220个百分点, 且社会生活指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

    环保事业指数的系数为2.1592, 说明环保事业指数对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起到正向作用。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环保事业指数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将提高2.1592个百分点, 且环保事业指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

    从回归结果看, 农业发展指数的系数为0.0782, 说明农业发展指数对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起到负向作用, 但农业发展指数不显著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1) 湖南省农村环境社区长沙市综合指数排名第一, 为0.755, 其次是常德市, 为0.454;综合指数排名最后两位的是邵阳市和娄底市, 分别为0.343、0.335。 (2) 从空间格局来看, 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综合指数空间格局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走势, 综合指数从东部的长沙市向西部的湘西州和张家界市呈递减趋势。 (3) 经济发展指数、社会生活指数均在10%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环保事业指数水平在5%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农业发展指数正向影响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社区机制效率, 但影响不显著。

    4.2 启示

    (1) 从湖南省农村环境社区机制效率的影响因素可知,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环保事业等对社区的环境保护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因此要大力发展经济, 加大对社区环境保护服务体系建设的经济投入, 引导农民受教育, 进而提高农民保护环境的意识。 (2) 加大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投入, 特别是农业科技的投入, 研发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低的农业品种, 大力宣传科技农业, 改变传统农业耕作方式, 减少无机化肥的使用, 提高有机肥的投入, 从而减少环境的负荷量。 (3) 各县 (市、区) 政府应对环境保护加大资金投入, 组织基层社区建立相关的环境保护机构, 监督并通过考核机制给予一定奖惩, 定期的派遣专业人员到社区讲授环境保护知识。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赵丹丹 (1979—) , 女, 湖北麻城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等。段建南 (1957—) , 男, 山西晋城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利用。

    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经济地理》2017,06(37),16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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